胡星斗：无畏说真话

《人才》杂志记者撰稿

导读：

　　胡星斗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，即便有时候，他喜欢用“我爸是教授”来回应那些称赞他有个好名字的人，但这仅仅是一句调侃。

 　　事实上，他的双亲几乎都不识字，爸爸是工人，妈妈是农民，而自小成长在条件艰苦的农村，也让他对那些由于贫困、信息闭塞而导致的愚昧记忆犹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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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：

是做学问，不是搞政治

　　胡星斗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，即便有时候，他喜欢用“我爸是教授”来回应那些称赞他有个好名字的人，但这仅仅是一句调侃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他的双亲几乎都不识字，爸爸是工人，妈妈是农民，而自小成长在条件艰苦的农村，也让他对那些由于贫困、信息闭塞而导致的愚昧记忆犹新。

　　但胡星斗从来不觉得这样的人生起点有何卑微，相反，他感恩现实让自己更早地领悟到知识对于命运的珍贵价值。从小学到中学，他一直是县里的学习尖子，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他顺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（原名华中工学院）。

　　不过大学期间，胡星斗的成绩并不出众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主要原因是心思压根没放在专业课上。一则，他发现自己对理工科的内容越发提不起兴趣；二则，与那个年代许多关心政治、关心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年轻人一样，他渐渐从各类媒体消息中汇总出一个心得：中国之所以在很多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，多半不在于技术、器物方面的差异，更多应归咎于制度与文化。

　　为验证自己的判断，也为充实自己的见闻，胡星斗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各类中外书籍，并自学了英语、日语等多门外语。尽管精力被东拉西扯，但大四那年，突然想“好好学习”的他被录取为本专业研究生。

　　学业晋级后，胡星斗发现，最能吸引自己的，依旧不是理工科的那些技术原理。基于此，1985年毕业后，他进入北京理工大学担任教师一职时，决意来个“半路出家”，将学术方向调整至“政治经济学”，进行了个人进修。

　　很快，多元思考、针砭时弊的教学风格，就令胡星斗在学科内声名鹊起。1994年，理工大学将其破格提拔为副教授，并于1999年晋升为正教授，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学学科最年轻的教授。但他的兴奋点其实始终不在这些头衔的浮动上，自打站上讲台后，胡星斗心里一直翻滚着一个强烈的念头：搞一门原创学问，名字就叫“中国问题学”。

　　乍听上去，这是个很大的概念，貌似包罗万象，又貌似什么也说不清楚。但他却将自己的初衷用一句话概括的清清楚楚：“中国的落后，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中国存在的各式问题，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，就是一门学问。”

　　根据他的构想，中国问题学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建立符合国情、适应现代化的科学制度，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制度、现代企业制度、现代金融制度、现代农村制度、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、现代政治制度、现代社会管理制度、现代文化制度、现代教育制度等等。

　　为避免沾惹“参与政治”的风险，胡星斗特意强调中国问题学中的“学”字：“一来，我希望将它拓展成一门真正的学问，二来，这不是歌功颂德的事情，研究问题、揭露黑暗，有时看起来好像是和政府作对。所以我想表明，自己只是做学问，不是参与政治。”

我确实无所畏惧

　　掐指算来，距离胡星斗提出“中国问题学”概念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。期间，他越发广泛地参与社会讨论，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见解与主张，并相继成为“废除二元户籍制度”、“废除劳动教养制度”、“废除行政型信访制度”、“建立副省级直辖市”等议题的提出者或倡导者。与之相应的，是个人知名度与言论影响力的不断攀升。

　　胡星斗，名字越发频繁地见诸报端，但凡是发生在中国的热点时事，许多记者都愿意听听他的声音。有人称赞他不畏强权、敢说真话，也有人质疑他过于激进、理想主义。

　　面对所有这些，胡星斗始终没有太多回应。“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，我只知道，自己表达了作为学者应有的观点。中国的症结所在，很多时候仍然在于制度，因此推动制度的进步，就等同于推动整个国家的进步。”

　　“废除二元户籍制度”当属一则经典例证。2004年，胡星斗致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主张撤消或修改户口登记条例，消解城乡二元制度，并建立宽松、自由、统一的新型人口登记办法。此言一出，有人支持叫好，也有人大肆批评其立场偏激、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　　“其实反对我的人不明白一个道理，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改革趋于完善，有些东西注定会走进死胡同，不如尽早废除。”胡星斗说，目前世界各国虽然也有诸如“人口登记”、“公民档案”等管理措施，但极少存在城乡二元户口安排及城乡严重隔离的行政制度。这好比一道鸿沟，牢牢牵制千百万农民无法转化为城市居民，迫使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不停穿梭，不仅饱受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税费、金融、甚至选举权方面的种种歧视，更由此滋生出“春运”等越发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。

　　因此尽管不断受到异己者的抨击，他仍旧大力主张废除户籍制度，取而代之的方案，是建立全国联网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。“这方面成都堪称先行者，当地的户籍改革方案几乎与我的设想一模一样。但真正的改革应当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进行，否则仅仅凭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，这条路很难长远，甚至会落得‘谁先改革谁倒霉’的尴尬境地。一旦大批农民涌入城市，解决他们的低保、住房、医疗、子女教育等问题，都将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熟悉胡星斗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他第一次为弱势群体“摇旗呐喊”。纵观一路走来的种种交锋，他的很多主张都旨在帮助农民、农民工、打工子弟、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争取更为合理的社会权益。

　　2007年，一场“拆除打工子弟学校”的行动在北京轰轰烈烈展开。再一次“坐不住”的胡星斗，撰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建议切勿一棒子打死，理应分门别类对待。“有些打工子弟学校，如果确实存在诸多安全隐患，可以拆除；但另外一些条件稍微好一点的，应当允许其存在，并由政府拨款帮助其达到安全标准，满足教学条件的要求。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，一座城市，如果只吸纳外来劳动力，却拒绝与他们相关的一些安置投入，实则违反最基本的人道。”

　　公开信发出后，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约见了胡星斗，表示会采纳他的部分意见，并准备成立流动人口子女管理办公室。

 　　“别人问我为什么总替弱势群体出头，我说理由很简单，我就是弱势群体。小时候，爸爸在城市里的工厂做工，我念的就是打工子弟学校，放学后还要和父母一起打扫公共厕所贴补家用。试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考上大学，那么如今也一定是个难以融入城市的农民工，一辈子挤着春运的火车，充当廉价劳动力。”

此番感同身受的领悟，让胡星斗在中国问题学的基础上，尝试创立另一门“弱势群体经济学”。虽然目前学科尚未有成型的理论，只发表了几篇论文，但未来他希望花更多的时间与心思专注于此。

 　　至于届时会不会招来更多反对者的攻击，胡星斗并不介意。“我确实无所畏惧，因为我一不求做官，二不求重用，甚至从来不申请政府或国外机构的研究经费，为的就是逃出利益牵制的漩涡。我公开对记者说的，与我私下说的一样，没有隐瞒，也没有秘密活动。但畅所欲言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，我从不评论过于敏感的政治事件，也不会将任何材料递送给海外媒体，这是雷打不动的准则。”

让法律的归法律，政治的归政治

　　不过尽管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，胡星斗仍然因为自己的言论麻烦不断。

 　　2009年3月25日，他收到一封“非法信息关闭通知”的邮件，发信人是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。

 　　被点名“存在非法信息”的网站，是胡星斗在2000年建立的个人主页——“胡星斗中国问题学”。网站刊载了大量他本人撰写的评论文章及相关媒体报道，涉及广泛的社会热点话题。

 　　原本，对于类似这样的来信，他并不陌生。但这一次的特殊之处在于，被删掉的不是某篇文章，而是整个网站都被关掉了。

 　　邮件截图中例举的三篇“非法文章”，让胡星斗很有些愤愤不平。“文章标题分别是《跨国公司贿赂门，为什么收受贿赂的中国官员平安无事》、《加强新闻舆论监督，建立现代新闻制度》、《就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致中共中央、全国人大、国务院的建议书》。我回想了一下，三篇都是旧文，到底哪里违法了？连个敏感词汇都没有……”

 　　虽然第二天，他就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另外关联服务器重开了网站，但怎么都觉得要为这件事讨个说法。于是他向超过100位律师与法律界的朋友群发了邮件，告诉他们自己决意起诉服务商，征募律师团成员。很快，有35个人回复了邮件，其中不乏知名律师与学者。

 　　本着 “就事论事，不提额外要求”的原则，胡星斗只要求新网公司返还他所付的千余元服务费，并拒绝了对方多次要求庭外和解的提议。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，有人提出，这件事关系亿万网民，想必声援者甚众，应该搞一个网上签名。胡星斗不同意。“一搞签名就会被人认为性质发生了变化，我们要让法律的归法律，政治的归政治。”

 　　也有人张罗就此举办研讨会，并邀请胡星斗出席，他也没同意，理由是“时间太敏感”。还有人说，35位联手的律师与学者应当一起吃个饭，胡星斗还是没同意，“这么多人聚在一起，会不会被认为是个群体事件啊？”一切的一切，他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“纯法律”这条边界，不让性质走样。

 　　开庭这一天，主审法官判胡星斗胜诉。新网公司需赔偿其1370元，同时负担25元的案件受理费。

　　“据我所知，这还是网络服务商在同类问题上的第一次败诉。”拿到判决通知书后，胡星斗觉得前面的路更宽了。“其实那些对问题的揭露，并不代表我不爱这个国家，答案可能恰恰相反。如果你仔细看我的文章，会发现大多数言论并非抱怨，而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制度建设方案，虽然有时这会与利益既得者构成冲突。你问我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处境？一点都不担心是假的，但中国在不断进步，总体上我非常乐观。”

胸怀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

　　2012年，胡星斗又有了新动作。他与朋友合作开展了“社会治理课题组”。旨在帮助公民进行合法财产保护，脱离产权不清的旧有模式；希通过多边参与、协商对话等方式，解决诸如土地纠纷、村民选举纠纷等冲突，推动中国从“管治”走向“善治”。

 　　回顾自己的奋斗历程，他坦言坚持在社会科学领域寻求创新与思想解放并非易事。“中国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，虽然鼓舞人心，但目前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，这种创新受体制管控，程度十分有限。这其实是一个悖论，创新的前提在于思想解放，但社会科学创新的局限性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创新。这或许可以解释，中国为何难有一流大师。”

 　　一组严峻的数据摆在面前：中国国内重点大学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，不及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。比如《科学》杂志、《自然》杂志，哈佛大学的成绩是三年200多篇，而中国北大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只有两三篇。不仅如此，中国目前申请的专利数量仅占世界总量的2％。而即便是这些已经被“验明正身”的专利，真正属于科技发明的只占19.9%,其余大多是外型设计与包装之类，而发达国家86.6%的专利都属于发明专利。

 　　在胡星斗看来，走出困局的有效方式之一，是鼓励民营大学蓬勃发展。毫无疑问，这又是个大胆的提议。“只有将大学民营化，加上政府的法制化，才能解决政校不分、大学官场化、学术不独立、不自由等诸多问题。当然有人会跟我争论，认为最主要的是政府法制化，而不在乎民营化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没有民营化，实际上就没有法制化。只有将主要的大学变成民办，才能切实提高教育与科研质量，并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按比例投入。”

 　　而眼下的民办大学，多数只能招收被主流公立大学淘汰的高考生，而且在办学条件、政策、师资与学生待遇等方面都受到很大阻力。“所以民办大学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多，很多学校连生存都困难，自然没办法淘汰学生，学校本身报名的人又很少，收的费用也很少，因此就想方设法挽留学生，不惜降低教学质量，进而形成差学生、差学校、差待遇的恶性循环。”

　　另一方面，公立大学垄断一流的资源和生源，却生产了大量的“不合格产品”。“比如论文的数量全球第二，但99%都难登大雅之堂；有将近60%的科研经费可能也没用到科研上。”不过虽然在公开场合大力倡导“大学民营化”的有关主张，但连胡星斗自己都明白，这是一趟漫长且前路未卜的征程。

　　那么总不能将全部希望都寄于大环境的改变，于是他给出了一个个人方案，且颇具可行性——不做官僚概念的“人才”，做有用的“人才”。

　　“所谓人才，有些人从学生时代就曲解了它的定义。这个词从来都没规定必须跟‘大学’、‘公务员’、‘科学家’绑定在一切。社会原本就是由多元职业构成的协同机体，每个能发挥实际价值、对社会有所助益的人都是‘人才’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。当农民也很好，只不过别尽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要想方设法做个‘有为’点儿的农民，最好能做个农场主式的，要不就做个科技型的。胸怀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”胡星斗最后说。（完）

编辑：君莉  审编：admin